作者｜严建苗、刘伟峰

摘要:清末民初,商会应“商战”之需产生,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商会是制度环境变化的结果,是制度移植的结果,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近代中国的商会本质是“官督商办”的民间团体。商会的存在降低交易费用,改善外部环境,为合作创造条件,降低政府提供关于工商政策方面制度安排的成本。

三、商会功能的制度分析 

(二)为合作创造条件 

如果说竞争能给人们带来活力和效率的话,那么 合作也能给人们带来和谐和效率,二者是矛盾的统一 体。在某种意义上,制度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与协作过程中经过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为人 们在广泛的社会分工中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保证合作顺利进行。

商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为工商企业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商会可以就生产标准、 市场划分、销售价格和竞争手段等方面对会员进行必 要的协调,甚至制定一些法规进行集团的自我约束保 证生产和销售秩序,还通过各地商会的组织网络,促进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的经济联合。在商会建立以前,中国工商界处于传统行会制度的控制下,壁垒森 严,各业商人“和而不同,涣而不聚”,在外来经济渗透 和侵略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抱残守缺的行会公约,不仅不能成为工商界利益自保的屏障,反而大大压制了工商界的合作。商会的成立改变了以往公所、会馆自 立门户的分散隔离状况,引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团体新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把各行各业纳入统一的 社团组织之内和有序管理的法制轨道,促进了工商企业之间的合作。商会内部还建立了商事裁判以便及时解决会员间的利益纠纷,保证合作顺利进行。

 (三) 改善外部环境 

企业的成功经营不仅取决于内部,还受到外部环 境的影响和制约。从古至今,工商企业无不渴望一个 和谐、自由和公平的经营环境。

然而近代中国,工商企 业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经营的,表现在: 

1.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时代,各种不确定性因 素很多,既来自经济方面又来自政治方面,商人的经营 活动面临很大风险,不仅要承担商业信用、货币、运输 和价格等经济风险,而且要承担军事和政局变动等政 治风险。 

2.商人在和外商打交道时常处于一个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地位,商人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不能真正确 立,公正、公开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有效地形成。 

3.近代中国政府反动腐败,对民族工商不仅不履 行保护和扶植之责,反而倒行逆施对其竭尽敲骨吸髓 之能事。 通过商会这种制度安排,工商企业联合起来,可以 增强规避风险的能力,壮大同外商竞争的力量,提高与 政府谈判的地位,从而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 

(四)降低政府工商政策制度安排成本, 弥补其制度供给不足 

近代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府不仅在 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还拥有很 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可以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政策和法 规约束非政府主体的行为。政府常常是制度安排的供 给主体。每一项能带来预期收益的制度安排都要花费 成本,政府提供制度安排同样需花费成本,包括搜集信 息的成本、制定具体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推行制度安排 的成本等。

商会通过向政府传递工商信息、向会员宣 传工商政策及监督会员的政策执行情况等措施降低了 政府提供工商政策方面制度安排的成本。同时,由于政府的制度安排供给受到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 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 知识的局限性等的影响,存在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商会为了内部会员的利益经常提供一些诸如行规之类 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不足。清末民初的商会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除了“聚商 情”、“消除官商隔阂”和“开商智”外,突出表现在“辅商 政”方面。所谓“辅商政”就是指商会在政府施行的商政、议定的商法和商税等方面“编查商事习惯及商业状况等项,报告政府,以资参考”,对于政府“所议商律、商 税之意见,将利害条陈政府”。商会在“辅商政”方面具 体表现在:

1.商会调查工商业的状况, 编订商情统计表, 研习各地商业习惯, 为政府制定工商政策提供参考, 降低其搜集信息的成本。宣统元年, 苏州商会专门拟定了《苏州商务总会研究商习惯问题简章》, 其宗旨为 “研究关于苏地各业之习惯, 分类条答, 以备商部修 律之采择”。1907 年以后, 大规模的商情调查活动在 全国掀起,调查事项基本分为三类: 各类调查(包括各 业胜衰之故及贸易之大小,出产销场之处所等); 特别调查(包括全省商业状况,各埠实情,各行业地历史沿 革等); 寻常调查(包括商人申诉之事等)。民国初年, 各商部仍积极协助政府及其他部门定期调查各地商业 发展情况,并在农商部编印的《农商公报》上刊发,供主 管部门参考。 

2.商会通过创办报刊等形式,积极宣传政府工商政策,有助于政策的推行,从而降低政府工商政策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商会所创办的刊物有: 天津商务总 会主办的《商报》,广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广州总会报》, 重庆商务总会创办的《重庆商会公报》,济南商务总会 主办的《济南商会日报》,还有发行于全国的《华商联合 报》。这些报刊广泛宣传政府的工商政策,为政府的政 策推广起到了较好的舆论导向作用。